【外嫁女婚恋】我和老陶（七、秘密警察）
贾力群（德文名：Li Qun Taubert），出生于上海，1982年大学电力工程专业毕业后从事技术及技术情报资料整理及英语翻译工作，1986年到德国曼海姆歌德学院学习德语，之后在中国与德国间从事中德文化交流、构建经贸往来。1995年，应聘美国摩托罗拉大学（中国培训中心）任教，同时在中国高等学院培训翻译人才。1998年年底后在德国柏林和墨西哥居住。个人兴趣爱好广泛，积极从事社会活动，现担任欧洲华侨华人妇女联合总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德国柏林中国妇女联谊会名誉会长等。
本书已经完稿，希望能正式出版发行。有兴趣出版或者能推荐出版的人士请联系作者。邮箱：taubertdlq@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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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警察
黑暗中麦克·艾姆斯的车悄悄地停在我家门口，我很快跳下车就将钥匙插进了门锁。
“对不起，请先别开门，你跟我们过来一下。”有人说话了，不知从哪里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我的身后站着两个高大的男人。我吓得差点没跳起来，钥匙也差点没断在们锁里。借着昏暗的路灯，我看清了这两个人不像歹徒流氓的样子。惊魂未定之时，其中一人已在我面前亮出了一个小红本，显示了他的照片和身份，并对我说：“我们是上海公安X处的，要和你谈一下话。”
我家院门
我家在武康路与兴国路之中的一条弄堂里。武康路和兴国路是两条不长的马路，不通任何的公交车辆，路边行人道上种着很多法国梧桐树，马路总是非常的干净。文革前这里主要住了三种人：要人、名人和富人。出弄堂走武康路的一头正对着市长曹狄秋的官邸和警备大队的办公地，兴国路一头对着副市长赵祖康的官邸。弄堂里每栋房子几乎都有前面提过的三种人。文革初期，这条弄堂前所未有地热闹。红卫兵每时每刻能揪出人来斗，每时每刻能闯进某个院里翻箱倒柜地抄家，每时每刻能翻出各种东西来点火烧掉。白天时时能听到红卫兵的口号声、歌声、砸门砸物声和被斗争对象的哭叫呻咛声。晚上和深夜处处能见家门口的火光，火光印红夜空，照亮了无数在空中飞舞的轻如鸿毛的灰烬。
当时在兴国路和武康路上有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表面上很太平。两条马路在淮海西路上会合。汇合点的左前方是宋庆龄的官邸（现为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兴国路上的兴国宾馆原来是国宾馆，由一栋栋高级宽敞的大别墅组成。国家领导人来上海就在那里下榻。兴国宾馆周围的民房的高度受到严格控制，不能超过宾馆里别墅的高度。宾馆南边的湖南路上，靠近武康路口有一个很大的别墅花园，是毛泽东第二个夫人贺子珍的住地。所以周遭有不少便衣警察昼夜巡逻以保该地区的安全。红卫兵到那两条路上就很受限制，因此兴国路也就成了我暂时的安全岛，我和父亲就是半夜在那学会了骑自行车。我常常晚上沿着兴国路走到湖南路，穿过湖南路来到武康路，然后在武康路上走一个来回后进入我家住的那条弄堂。一路上我读了很多红卫兵和造反派贴的的大字报和标语，从而了解了不少住在周围的三种人。大文豪巴金、大影星赵丹、王丹凤、音乐家贺禄汀、昆剧鼻祖方传芸......
湖南路武康路口的贺子珍大院（现在是原人大委员长吴XX）
与我家院子挨着的是当时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林道生的别墅，对面原来是荣毅仁的姑母的荣家大宅花园。在文革中老太太死在沙发椅上，有人说是被红卫兵斗死的，也有的说是给红卫兵吓死的。荣家花园荒掉了，篱笆也倒了。不久有人将花园用水泥墙围起，在里面里盖起了几大排廉价新公房，搬进了一二百户人家。 面对我家大门的水泥墙前放上了一大溜垃圾桶。
公安局的人选择了拉圾桶旁边的一小块空地作为我们谈话的地方。
“我想我没认错，你就是贾力群。”那个亮过小红本的人直截了当地说。我直截了当地问：“没错。你们为什么跟踪我？”在担心了很久的事出现时，我反而很镇静。在意识到自己已没有退路时，我抱定了横竖都是死的念头。那人眼睛看着我冷冷地说道；“我要警告你，你与外国人接触太频繁了。” 我紧接着问：“与外国人接触又怎么啦？你为什么要警告我？”问完这话，我心想我这是明知故问。外国人似乎个个是间谍特务或是将资本主义毒素带进中国的传播者。他们住在被指定的地方，受到密切“关注”，与普通中国人相隔开不就是眼前这两人的任务之一吗？另外那个人这时开口了：“贾力群，你走的已经太远了。你心里应该明白我的同事刚才说的话。你不想想你来自什么样的家庭，不想想你住在哪里，不想想你的如此行为会造成什么后果？”我没吭声，心里琢磨着这番话的含义。琢磨完我心里有了底。我说：“谢谢你的提醒。我想过了，我的行为不该产生什么不良后果。”我又补充了一句：“我接触的外国人都是来中国帮助我们搞四化的。”亮过小红本的那个人冷笑一声说：“你的想法未免太幼稚可笑了吧。”
以后的谈话都是关于我和外国人接触的问题。我不得不佩服这些人神通广大，他们对我的行迹知道得比我自己都清楚准确。最后他们要求我停止与外国人的交往，我说让我想一想。
那天夜里我确确实实将这个问题认真想过了。想到没有做过任何犯法的事，心里很坦荡；想到后果，心里留下个疙瘩。我决定依然我行我素，只是行动小心。
曾经的垃圾桶换了新颜
以后一段时间我与迪特的见面时间拉长了，见面的地方也经常改动，迪特不再开他的惹眼的大奔，常常乘坐出租车，我们就像打游击一样。有时我也觉得挺刺激，就好像自己充当了在电影里看到过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或者是国民党的奸细特务。
夏天到了，我没有听见一丝关于人民机器厂组团去德国海德堡印刷机公司洽谈购销合同的事。我向有关领导打听此事，领导说一切都安排好了。我问我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领导简单地回答我：“出国人员名单里没有你。”“为什么没有我？谁去当翻译？”我很吃惊地问道。领导面呈难色，用深沉的语调慢慢说道：“你不适合出国，翻译一事我们会另做安排。至于原因嘛，由于组织纪律的关系我不能讲，你自己去想吧。”领导的话将我点出云雾，我立刻就明白了。垃圾桶边的谈话有了结果，这个结果是我自己找来的。我不伤心也不难过，我的直觉告诉我，对眼前发生的这件事并非毫无思想准备。这事我对谁都没说，我觉得再提这事已经没有意义。
父亲生病期间几次问我是否在积极找男朋友，甚至希望我能和原来的男友恢复恋爱关系。家里人知道我和外国人有来往，劝过几次我听不进就作罢了。我觉得应该让家里的人知道我和迪特的来往了。我不敢请迪特来我家，不是怕公安而是怕万一父母亲生气而难为迪特。我只是告诉家里人我有个好朋友是德国人，这个人是个好人，帮忙买针买药的就是这个人。有一天迪特从上海古玩商店买回一个翡翠如意挂件和一个汉玉挂件，他坚持要将那个翡翠挂件送给我并说他的翻译告诉他如意是吉祥之物。父亲知道这事后很生气，他说我不该从一个外国男人手中接下这样的东西。我将挂件还给了迪特。我没有道出实情只说怕事多照顾不及会丢了这宝贝东西所以暂时存放在他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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